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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所来 方知所往

    ——民建先贤冷中雪的家族记忆

    作者:徐可   信息来源:澳门新萄京app下载网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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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先贤:七君子、上海救亡、进步学生

      重庆白象街,自晚清起就是著名工商金融老街,但在我的记忆中它却是家族记忆的标签。以前的街景风貌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成都宽窄巷,重庆白象街”,时光穿越的繁华背后,一幕幕厚重的历史重新鲜活起来。八十年前,白象街不仅是风云际会的场所,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发祥地和中国民建的诞生地。

      我外公冷中雪是湖南新宁人,1917年出生。《开封民建会员风采》里这样简单介绍他:1945年经章乃器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总干事。1950年受章乃器指派来到开封组建河南民建。后来在文革中屡遭磨难,但他坚持真理,铮铮铁骨,对民主事业忠贞不渝。他1980年从开封市委党校离休,2004年病逝。

      我外公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就热衷社会活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经由章乃器、胡子婴、沙千里的介绍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不久就成为学生救亡组织的召集人,和著名的“七君子”来往频繁。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外公家的墙壁上就挂满了民主志士赠与我外公的书画题词条幅,历经文革劫难,至今仍保留下了李公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邵力子、王昆仑、胡子婴、邹韬奋等民主志士的墨迹,以及胡厥文、沙千里与我外公的书信往来。

      我外公青年时代在上海之江大学读书,但他的民主政治活动却是在重庆进行的。他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重庆,这还要从沈钧儒和陶行知的交往说起。

      二、育才学校:沈钧儒、陶行知、冷中雪

      我外公在“七君子” 的精神感召和引领下,组织学生队伍成立“上海不为奴隶青年团”和“上海小小救亡组”,由上海奔赴浙江、湖北、湖南宣传抗日,田汉也曾经参与这些学生组织活动。我外公的行为深受“七君子”的赏识,沈钧儒手书“中雪先生从事救亡工作,意志坚卓,极可佩慰”的题词以资奖掖,邹韬奋也题词“团结御侮”,李公朴题词“反抗天然之压迫”赠与我外公。这些题词至今仍然墨色如新。

      “一二九运动”以后,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当时,沈钧儒和陶行知过往密切,对此《重庆陶研文史》2011年第1期《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进行了专门的考证。1939年夏季,我外公随沈钧儒来到重庆,随后被沈老介绍给正在筹划办学的陶行知,并跟随其到重庆北碚创建了育才学校。这段轶事被《重庆陶研文史》2009年第4期《沈钧儒‘送’的礼品》记录下来:陶行知千辛万苦找到了一处合适办学的地方之后,就“告诉沈老说,育才学校的校址解决了。他把发现古圣寺的前后经过向沈老做了陈述。沈老对陶先生说,你马上要维修校舍,现在一定很需要人帮助你工作,我现在向你的育才学校贡献一个礼品以示祝贺。沈老指着站在他旁边的冷中雪说道,就把这个青年献给育才吧。于是陶先生满怀喜悦笑纳了沈衡老的这份厚礼。”就这样,我外公来到古圣寺开始了建校筹备工作。他和马侣贤副校长也成为最早的一批教师。这段轶事和陶行知本人的记载也相互印证。陶行知日记里边也有“中雪到古圣寺来”的记录,在《陶行知全集》还刊有他为我外公的题词“中雪同志 追求真理 即知即传 陶行知 二八 八 廿五”的字样。我外公到来的这一天,1939年8月25日,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我年幼时经常听到我外公提及“古圣寺”,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就是育才学校的滥觞之地。我外公曾经讲述他护送十几位烈士遗孤由古圣寺到延安的事情,其中一位学生叫李远芃,他就是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同志。有关文献记载:“1940年秋,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李鹏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外公就是此事的亲历者。当时李远芃在育才学校社会组学习,我外公是社会组教师。育才学校作为抗战后方的教育基地,培育了无数的栋梁之才。

      三、自强不息:冯兰瑞、袁先锋、袁美玉

      我外婆原名叫袁美玉,1920年出生于重庆的官宦世家。但是外婆家庭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姐弟多人都是地下党员。这个秘密是多年以后,外婆和弟弟袁美莹的共同好友冯兰瑞揭开的。

      冯兰瑞, 1920年9月出生,1938年1月入党,1940年奔赴延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纪委原书记李昌的夫人。冯兰瑞在《回忆“自强”——一生追求的起点站》一文中深情写道:“其中有好些‘自强’的老战友,值得我们这些活了下来而能见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人永远纪念。”

      第一位值得纪念的人,就是我外婆的弟弟。冯兰瑞写道:“袁先风原名袁美莹,同袁美玉是姐弟,俩人都是‘自强’会员。袁先风1938年秘密去延安,大约1938年夏天,我接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经到了新四军某部,主编一个刊物。以后再也没有接到他的信,后来才知道他1939年牺牲在金华地区,才23岁。”

      今天的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展室仍陈列有袁先锋的照片,他青春洋溢,英气勃发,让人过目难以释怀。我母亲也保留着他的照片,背面不知是谁用英语写道“donnot forget”。我外婆曾回忆说,当年袁美莹为了入党虚报了自己的年龄,牺牲时只有20岁。姐弟俩人为了表示追求进步都改了自己的名字,各自把“美”字去掉,分别称为袁先锋和袁玲。另外,后经曾任赣南游击队领导人陈丕显的回忆,袁先锋的确切牺牲地点在丹徒而非金华。

      1938年,冯兰瑞介绍我外婆入党,俩人都是重庆进步青年组织“自强会”的骨干成员。冯兰瑞回忆说:“‘自强’是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的简称,是重庆市各界救国会的周边组织。1936年秋,漆鲁鱼同志把它改造为抗日救亡的团体。”漆鲁鱼是位坚定而传奇的地下党员,曾经被捕假释、乞讨寻党。在他的影响下,“自强”许多成员都奔赴了延安,其中就有冯兰瑞和袁先锋。

      1939年,冯兰瑞又介绍我外婆到育才学校工作,她在《不带半根草去——回忆陶行知先生》里边写道:“(育才学校的)负责人,除陶先生以外,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不少人是象我一样在国统区‘搞红’了以后才到育才的。经我介绍去育才的就有聂奇慧、袁美玉等人。” 我外婆在育才学校分配到音乐戏剧组,同事有贺绿汀、任光等人。外婆还多次主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话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外公外婆是在育才学校相识并于1944年结婚。一位追求民主的进步青年,一位救亡组织的地下党员,就这样殊途同归地走到了一起,从此相伴终生。当时,沈钧儒、陶行知、王昆仑、胡子婴等人到场亲贺并题词。沈钧儒是证婚人,作为前清进士,他偏爱用典,题写“鹣巢比翼,鸳牒盟心 民纪三十三年四月廿三日为中雪吾弟与袁玲女士结縭嘉辰 沈钧儒书贺”;王昆仑也不遑多让,题写“青女素娥俱耐冷,阳春白雪呈高情”,将外公的名字嵌入联中;而陶行知则直白朴素,题写“本是好朋友,共造新家庭”,一时传为佳话。

      《重庆陶研文史》2013年第2期总第50期刊出的文章《育才学校董事会、教职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概况(1939年7月—1949年12月)》纪录了他们的简单“行状”:“冷中雪:教师,1936年在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上海文化救亡协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到校,1940年离校。建国后在河南开封市委党校工作。”“袁美玉: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冯兰瑞: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北平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1939年来校,1940年离校到延安。著名经济学家。”

      冯兰瑞是一位世纪老人, 2019年2月辞世,享年99岁。她的遗著《别是人间行路难》印证了以上有关史料。

      四、上川公司:星五聚餐、西南大厦、民建肇始

      我外公之所以离开育才学校,是因为这时章乃器也由上海来到了重庆。我外公在上海读书期间就与章乃器相识,并为他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众所周知,1935年12月,章乃器与上海文化界人士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我外公组织的学生救亡活动也得到了章乃器的大量帮助。

      1940年6月,章乃器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在重庆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我外公得知以后也离开育才学校到上川实业公司工作。我外公和章乃器的接触就频繁起来,我外婆和胡子婴也成为了朋友。我外婆家就在白象街,离家不远就是位于白象街15号附1号的西南实业大厦。这座大厦是迁川实业家的众筹产物,我外公跟随章乃器自然也是这里的常客。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当时“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希望各厂矿有一联合办公中心,便利于趋上之接洽,故早有建筑西南实业大厦之计划。去年冬,承川康、聚兴诚两银行以白象街云×地产捐赠本会,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我外公在上川实业公司工作期间,开始和大批企业界人士接触,包括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办事处主任沈诰(沈钧儒的侄子)、重庆甘南油矿局局长孙越崎以及实业界领袖胡厥文等等。由于业务需要,西南实业大厦建成肇始就成为“星五聚会”的活动地,成为当时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共商国是的联络点。对此,《民主先贤与星五聚餐会》一文记述了“星五聚餐”是如何由上海发起辗转香港又来到重庆的。据我外公回忆,当时的聚餐“火锅”居多,重庆素以火锅闻名,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在火锅的热气蒸腾中得到见证。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就是如此。中国民建史料记载,1945年12月16日,当时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胡厥文以及实业家章乃器、施复亮等发起,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发起并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一天,大家少不了要吃顿火锅庆祝一番。

      知其所来,方知所往。澳门新萄京app下载主席陈昌智2015年3月曾专门到白象街考察并确认西南实业大厦为中国民建诞生地,随后“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碑”也由较场口搬迁到西南实业大厦旧址。今天的西南实业大厦已经成为中国民建博物馆,里边专设了“民建发起成立”的图片陈列展览供人瞻仰。

      五、共建政协:紧要关头、实业救国、不忘初心

      抗战胜利前夕,面对“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重大抉择,民建先贤们开始了新的蓝图谋划。1945年5月23日,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人在上海举行民建理监事会,讨论并通过了响应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决议,先后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掀起了多党合作、共建政协的高潮。

      七十四年过去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仍不褪色。据《卢作孚与西南实业大厦》的记载,当时胡厥文指出:“在抗战胜利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紧要关头,绝不能做一个明哲保身,只图自己企业发展的资本家。工业界应当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敢于站出来发表政见,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络工商各界,为民主建国而奋斗。”

      胡老的声音是中国民建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五一口号”的认同与响应。随着时代变迁,中国民建初心不改,越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越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胡老曾经坦言:“多年来,我埋头工业,发展生产,不愿过问政治,想回避政治;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你不过问它,它却要不断来过问你。再说,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和根本解决……过去那种‘在商言商、在工言工’,不过问政治,不想参与政治的态度必须改变。”

      胡老“实业救国”的情怀终生不渝,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对我外公也勉励有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希望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认为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于是邓小平宴请了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为我党工商业政策转型做了前期铺垫。

      今天重庆的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以蜡像的艺术方式定格了这次不寻常的宴请。我外公曾经对我转述了胡厥文的故事以及这次著名的“火锅盛宴”,当时胡老已经双耳失聪,但在“五老火锅宴”中他兴致勃勃地联想到当年的“星五聚餐”,认为“中国工商界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从此“春天的故事”拉开了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幕,民建作为“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政治组织,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独特的经济统战功能。

      六、记忆路标:五一口号、家国情怀、代际传承

      1949年底重庆解放以后,我外公先是到民建组织报道,旋即被派往处理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屠杀革命志士“一一二七事件”的善后工作,接着筹备了“杨虎城将军追悼会”,随后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秋,我外公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到北京的“民建总会”工作。1951年,章乃器指派我外公到河南开封筹备民建河南的组织机构。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中国头号右派”,随后我外公也受到牵连。1980年右派平反后,我外公来到开封市委党校工作,我外婆也在开封糖烟酒公司工作。他们在开封平静地度过了晚年,相继走完了一生。

      如今,白象街、古圣寺、育才学校、上川公司、西南实业,都已经成为我家追忆先人的路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我在家庭的影响下于1998年也加入了民建。我外公告诉我,民建先贤与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多既是工商实业家又是经济理论家,这正是陶行知“知行合一”理念的践行。例如章乃器是金融学家,钱俊瑞是工业经济学家,冯兰瑞是劳动经济学家。我受此影响也从经济管理部门转而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我外公告诫我,民建会员不仅要有书生意气,更要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和勇气。每当我踏上白象街,重回这片热土,就会想起祖辈先贤,就会看到西南实业大厦,就会想到胡老振聋发聩的呼声,重温“五一口号”并感受到新的时代意义与精神价值——每逢“紧要关头”,中国民建和其他民主党派总是挺身而出,与共产党肝胆相照。

      重温“五一口号”不仅能够唤醒我的家族记忆,还赋予我新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机遇挑战并存。在在新时代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紧要关头”,我们要穿透历史时光,拂去尘埃、保持定力、不忘初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在历史拐点与特殊的窗口期,民建企业家和工商从业者决不明哲保身,闷声发财;而是要知其所来,知其所往,主动融入社会洪流。

      从当时背景看,共产党“五一口号”是针对全国劳动者发出的倡议宣言。而作为工商实业界的民建先贤大都具有朴素自觉的“平等意识”“劳动意识”“民主意识”。我外公在“自传”中就谈到他幼时看不惯“家中婢女给别人盛饭”从而萌生了反叛旧道德与旧秩序的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自然也得到了民建前辈的热烈响应。

      目前我国是世界工厂更是劳动大国,中国劳动人口不仅规模第一而且参与率也是最高。当代民建会员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社会服务。

      对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美国向“单边主义”的退缩,事实不断证明祖国的强大是工商业繁荣的前提与根基。而今天我们通过重温“五一口号”,又一次认识到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我们在当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紧要关头,更要坚持爱国、民主、建设、团结、创新、奉献的价值与精神,接过历史交接棒,知其所来,知其所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此,我们广大民建会员绝不明哲保身,只图自家。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界别特色优势,前赴后继,代代相传,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作出自己的牺牲与贡献。

      作者简介:徐可,男,1969年出生,开封人。

      民建河南省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建开封市委理论与宣传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郑州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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