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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一生的故事

    作者:程 炜 王 静   信息来源:澳门新萄京app下载网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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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1895—1989),又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他出生在外受帝国列强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腐朽统治和盘剥的旧中国,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濒于绝境。胡厥文立志爱国报国,选择了实业报国之路,在上海创建了新民机器厂等一批企业。当日寇入侵,民族危难之际,积极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为保护我国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和黄炎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新中国的主张,为推翻三大敌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以来,他拥护共同纲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任主要职务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澳门新萄京app下载第三届主任委员、四届中央主席,四届、五届名誉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孙起孟同志在悼念文中高度概括了胡厥文的光辉一生,指出,“他为国家民族命运前途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为振兴民族经济拼搏了七十年,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风雨同舟战斗了四十余年。”胡厥文在民建会内和广大工商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践行民建工商联提出的“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的楷模。下面我们讲述他为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不倦奋斗人生中几则动人的故事。

      青年时代立志“实业救国”抱负,提出“外国能造的,新民厂也能造”。

      胡厥文青年时代起,热爱祖国、志存高远,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执教,以实业救国。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为了学以致用,他决心到工厂去,从一名学徒工做起。进了国内最大工厂——汉阳铁工厂。厂长考虑他是从大学毕业的,安排他担任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但被他拒绝了,他提出要当一名学徒工。理由是,当学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问,更能学到东西,若当帮工程师,不容易接触实际,还不好意思问别人,不懂装懂是学不到真东西的。他向厂长再次表明先当学徒工的决心,得到了批准。他先在机械股当了一名钳工,后调到化铁股当了一名化铁工。在工作中不怕累,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学到了技能,他深感补上这一课很重要。

      后来他离开了汉阳铁工厂,又到上海同济医工专实习工厂继续实习。1922年,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工了,他回到自己经营的工厂。开始实业家的生涯,他始终把办企业同个人的发展和富国利民联系在一起。口号是,“外国能造的,新民厂也能造”。他用心吸收先进技术,研制仿造新产品。他的产品以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受到用户的欢迎。

      在新民厂对面,有一家外资企业英道洋行投资的蓝格子木厂,经理是华侨,一天来新民厂参观时,无意中讲到他的企业要增添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但可惜你们不会造”。胡厥文听后,对这位华侨经理表示,“我们能造!”“我不要你的定金,机器造好后为你安装试用,假使能和外国机器一样,你可照洋货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机器砸碎还我,怎样?”在这样豪爽自信的保证下,双方签下了合同。胡厥文组织工人师傅测绘研制,并对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改进,按期交了货。试车结果证明,新民厂制造的这台锯木机性能极好,功效提高了5%,而耗电只有原来的80%。新民厂也自此赢得声誉,名噪一时。但胡厥文并没有满足于个人的成功,为了带动上海机器制造业的共同发展,他发起成立了同业公会组织,以加强互助合作。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公会成立,他被公推为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后来连选连任长达10年之久,在同业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在国难当头时刻,他蓄须以记国难,带头作出两项爱国壮举,在民族工商业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932年日寇又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打乱了胡厥文一心要实现的“实业报国”梦想。此时,他感到“国难当头,焉能安业” ?于是他团结同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做出了两项惊人的爱国壮举。其中之一是,在淞沪抗战中,他动员组织几十家同业工厂,拆迁机器到沪南市郊建立临时工场,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守军。几十天来,他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大家尊称他“胡子”,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并表示,要待抗战胜利了才剃。在工商界中有些人听说要打仗了,首先想到的是避难,找一个安全地方躲避战乱,保护好自己,象胡厥文这样不但不避难,反而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与日寇斗一斗,是很少有的。那样做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和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之二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胡厥文见到日本军国主义气势汹汹野心很大,而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寇进攻抵抗不力。他预见江浙沪一带不久将失守被日寇占领,这样大批工厂设备将落入日寇手中,经济损失会很大。胡厥文心急如焚,他服从抗战需要,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他被推举任理事长,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壮举,并带头把自己所有的企业迁往内地。随迁的设备物资由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负责承运,内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民生轮船公司16艘货船被炸沉炸毁,116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置个人利害于不顾,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需要。内迁共有146家工厂,1.46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涉及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重要行业。这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工业大迁移成功,使这些人力、物力资源没有落入日寇手中,而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在军需民用的生产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爱国民族工商界的伟大壮举,谱写了我国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董必武以“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的题词,高度评价了厂家内迁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民族工商业遭受战乱和洋货倾销摧残,许多企业奄奄一息,难以生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推诿责任、见死不救,他率团“智斗”行政院长。

      胡厥文说,抗战时期,民族工商业家前赴后继,为支援抗战付出巨大牺牲,而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当局种种限制,抗战胜利天亮了,但在我们面前都是一片黑暗。胡厥文心中愤愤不平,他见到的是,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工商业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贷款,停止原料供应。政府大小官员到处“劫收”,大发“胜利财”,甚至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致使一些工厂陷入难以生存的绝境。据迁川工厂联合会统计,原有会员390家,现只剩下100余家,开工的仅有20家。

      胡厥文决心要在政治上同蒋介石“斗一斗”,在重庆组织工商界108人请愿团,每人左手佩戴请愿团标记。他们先是找蒋介石,蒋把责任推诿给行政院,于是代表们转向行政院宋子文请愿。宋子文获知此事,想从后门溜走,但请愿团事先料到,早已派人守候。宋子文只好同意接见10位代表。大家公推胡厥文、吴蕴初、泮仰山、颜耀秋、吴羹梅、胡西园、章乃器、庄茂茹等为谈判代表。宋子文说,“你们来个三吓头,吓不住我”。胡厥文说,“我们来的是经理厂长,都是文绉绉的,不是三吓头。此番是来告诉你工商界的困难情况,和你讲明道理”。宋子文说,“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几位代表听了好气又好笑,对宋说,“院长未免太客气了,我们早有呈文给你,按理说你应该早经看过”。宋子文说,“我实在一无所知”。代表们责问他,“你既然一无所知,为什么把我们的合同一概取消?我们工人职员都要吃饭和养家糊口的,你既然取消合同,现在该想补救办法”。宋无法解答,只得说,“我不清楚,必须待翁文灏副院长回来给你们解决”。代表们只得退出行政院。

      重庆新华日报、商务日报等媒体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声援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批准发放紧急贷款50亿元。代表团成员与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这段对话,显示正义在工商界一边,宋子文无言可答、狼狈不堪。使大家认清了国民党竭力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排挤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对蒋介石感到极度失望。

      胡厥文和黄炎培一起,为争取国家光明前途,在和平建国中能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他为民建会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厥文与黄炎培在一起

      1945年8月,黄炎培偕同杨卫玉在重庆专访胡厥文前,刚从延安访问回来。两人对时局认识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都取得了共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与黄炎培访问延安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黄炎培等6人是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应中共中央邀请为促进国共两党继续和谈。黄炎培在延安短短的5天时间中,见到了解放区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气象,亲身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施的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见到解放区社会风气很好,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人闲荡着,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亲如一家。特别是与毛泽东主席一次促膝长谈,毛泽东回答了他如何跳出兴衰周期率的提问,使他受到启示和教育,从内心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可以依赖和合作的。延安之行增强了黄炎培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胡厥文也是如此,在重庆时期,他有机会见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听他们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政策,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胡厥文说,“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为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势不两立的,但后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黄炎培、胡厥文共同的理想使他们选择了共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组建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民主建国会”。

      在两人商谈中,胡厥文出了很好的主意。他说,“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把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经商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参加筹备工作。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召开了24次筹备会议,完成了文件起草、人事协商等各项筹备工作,胡厥文积极参加会议并提出意见建议。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民建提出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纲领精神相契合,因而从民建发起筹备到成立,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员和民建保持经常性联系。新华日报报道了民建宣告成立的消息。

      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中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经受锻炼和考验,为推翻三大敌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与建设为宗旨,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但同时也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到失败后,必然会对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实行更加残酷的镇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和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惨案就是例证。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胡厥文没有退缩一步,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投入这场生死斗争,一个个事件接踵不断。

      如1946年10月,上海民建会员33人,会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发起举行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悼念活动,民建捐赠30万元作为纪念活动经费。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参加悼念活动,胡厥文主持公祭仪式。

      1947年6月,上海数百名百货业青年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数十人被打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当场打死,造成“二九惨案”。民建发表严正声明,并发起组织“二九惨案”支援会,捐款20万元。

      1947年5月,民建邀请百余位工商界人士举行“社会危机检讨会”,揭露蒋介石欺骗民众,把物价飞涨和社会动乱归罪于学潮、工潮。马寅初、章乃器、胡厥文等人应邀出席,在会上严正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内战造成的,如果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当然不会发生学潮、工潮”。

      1947年10月,国民党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组织为“非法团体”。为保存实力,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民建在沪会员编为若干小组,由民建临干会负责单线联系。活动地点选在盛丕华经营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胡厥文、包达三、王良仲等人住宅、同业公会会所。以“星四聚餐会”名义进行秘密联络,交流情况、商讨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3日,民建在沪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盛丕华等人参加。会议一致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派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联络代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民建前进道路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临近全国解放前夕,形势更为严峻复杂,蒋介石如同困兽在作垂死挣扎,逮捕、枪杀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将黄炎培等人列入暗杀名单,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下,黄炎培和家人巧妙摆脱特务跟踪,秘密离沪抵达香港,后转去解放区,他将上海民建工作交给了胡厥文、黄竞武等民建临干会同志。黄炎培抵达北平后在电台发表讲话,号召上海工商界和民建组织坚持斗争,保护工商企业,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大上海的解放。胡厥文作为民建留守上海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处境十分危险。他根据当时上海解放已成定局的形势,和临干会同志一起草拟了“民主建国会欢迎解放军的宣言”和“告会员书”,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自此以后,他食宿无定、工作游击,行踪连家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黄炎培去北平后,国民党特务没有放过留守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他的儿子黄竞武。黄竞武和姜化民两烈士在黎明前相继被捕惨遭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工商界现在是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黄金时代,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

    1956年1月20日,民建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左二)、荣毅仁带领工商界代表参加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

      1949年9月,胡厥文代表民建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起草和决定,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和新中国成立,他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入了新中国建设事业。

      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他以写文章、作报告形式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工商界爱国守法、积极发展生产,为恢复国民经济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这是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他的提案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3年,胡厥文(左四)率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开始,胡厥文受祖国人民委托,担任赴朝慰问团总团副团长,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朝鲜战火纷飞之时到部队驻地和战壕中慰问志愿军,他说,“志愿军在艰苦环境下英勇作战,使敌人止步于三八线外,在历史上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他深感,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真正的独立,深感人民力量的强大。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是康庄大道,带头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并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亲身体会向工商界进行宣传。厥老在工商界中威信很高,他的言行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厥老担任两届澳门新萄京app下载主席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正是“四人帮”打倒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满腔热情投入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向党中央提出意见建议。如1979年1月,他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五老”座谈会,坦诚地提出,“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工商界心有余悸”“挖掘人力潜力,光靠统战部和民建工商联来做是不够的,需要党政主管部门共同来做”等意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和胡子昂联名向中央领导提出“要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等四点意见。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就整党问题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厥老向中央提出“进一步明确‘精神污染’的界限,‘精神污染’究竟指什么,许多人并不清楚,他建议应该用我国宪法条文的规定来表述,杜绝国内外敌对分子的造谣惑众”等三点意见。厥老是党的诤友挚友,他提的意见建议中肯,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厥老在积极参政议政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民建会内思想建设。1979年10月,他在民建全国三大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引领全体会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在全会掀起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高潮。1985年12月举行的民建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厥老在报告中把“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党密切合作、一同前进,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总结为民建三大优良传统,高度概括了民建40年来基本经验中最本质的内容,号召会员要继承发扬会的优良传统,推进民建事业与时俱进。

      厥老办事认真,工作踏实。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五老”火锅宴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这时,医生告诉他的胃部有癌变。厥老很坦然,一边抓紧治疗,一边继续工作。他约见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同志,提出“现在正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他的语重心长发自肺腑之言给与会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术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养的机会,专程去常州市考察工业发展情况。结束后,他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写了信,报告常州工业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随即胡耀邦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厥老虽年迈有病,仍然极为关注国家经济建设。一次,他在北京参观某大型工厂时,在一台机床旁停下脚步,顺手拿起一只加工过的零件,仔细瞧瞧,以他从事机械工业几十年的敏锐目光,当即指出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次品。深有感慨地说,“这么先进的设备,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尔后,厥老致函姚依林副总理,提出了要重视工业企业机器设备保养维修的意见,很快他的建议被采纳。1982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专负其责,民建工商联也设立了设备管理咨询机构,协助政府做好此项工作。

      厥老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他痛恨“四人帮”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热爱共产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十分敬爱,称他们是政治领路人,当得知两位领导逝世的噩耗,他痛哭流涕,十分悲痛,赋诗寄托哀思。他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严格教育子女。他的三个儿子参军,献身国防事业,从不以私利而犯公益。他勤奋学习,认真工作,注重道德情操修养,在民建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厥老对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模范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肝胆相照向党提出意见,做党的诤友。这是由于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人坦荡胸怀、平易谦和和实事求是精神,使他进一步相信,共产党确是一心为人民、忠于国家的,从而树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坚定了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在《胡厥文文稿选编》中,有一篇记录了他在1955年全国工商联一次执委会议上的发言,厥老说,“我痛恨国民党,在当时只是痛恨他的腐败,恨他无能,恨他不争气,但又不想推翻他,还是把他当成‘正统’,对他有幻想。”“解放前夕,我思想上一方面想早点解放,共产党早来点,一方面又认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我是一个资产阶级,一定要被‘共’掉。后来再想想,我爱我的国家,多少年来曾为祖国的命运担过心,也曾为他出过力,希望他能摆脱噩运。我认为,只要国家好,有了办法,即使个人牺牲也是值得的,因此我欢迎共产党早点来解放我们。实际上,也谈不上对共产党有真正的认识。”厥老讲了他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历了激烈思想斗争的过程,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是要有政治勇气的,这也正是他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生动体现。

      厥老说:“我这个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这一套,所以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今天,我们以讲民建先贤故事形式,弘扬厥老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模范执行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崇高思想,目的是向他学习、向他致敬,走好今日我们的长征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发挥民建特色和优势,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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